聰明藥讓大腦快速充電？
"早餐時來一顆可增進注意力和記憶力的藥丸吧！但是這真的不會對健康造成長期損害嗎？ "
撰文╱斯蒂克斯（Gary Stix）
翻譯╱涂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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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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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未來學家喜歡用H+這個符號來表示能力提升的人類。這種加強版的人類種族會應用各種先進科技，像是幹細胞、機器裝置和認知促進劑等，來克服人類在體能和智能上的基本限制。
其中增強心智功能不再是未來學家的幻想，已經有人想藉由一顆藥丸來提升注意力、記憶力和計畫能力，而這些正是人類認知功能的基礎。美國前總統布希說1990年代是大腦時代，那麼接下來的10年應該就可稱為「優腦時代」吧。
從新聞標題高唱著聰明丸、神經促進劑、神經賦活藥（nootropic）或甚至「大腦威而剛」的問世，即可看出人們對認知促進劑的著迷。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確實已經進入提升腦力的時代，熬夜的大學生經常會向朋友索討處方藥利他靈（Ritalin）；面對期限壓力的程式設計師或想維持思路敏捷的企業經理人，則會服用新一代的提神藥莫待芬寧（modafinil）。愛用者信誓旦旦，宣稱藥物的作用不只是如一杯焦糖瑪琪朵能讓人保持清醒，還能讓人的注意力如雷射般集中，足以吸收有機化學課本中的各個細節，或解釋債務抵押債券的奧義。
科學家和製藥公司努力將認知的分子基礎研究，轉化為幫助失智症患者改善心智功能的藥物，也推動了腦力提升時代的來臨。但這些對阿茲海默症或帕金森氏症患者有用的藥物，終究免不了會廣泛用在症狀較輕微的老年人身上。當大眾針對促進藥物的道德議題辯論時，也加深了將來可以使用改善認知功能藥物的印象。學術論文和新聞報導紛紛質疑：在參加大學聯考時服用認知促進劑的學生，是否佔了額外的優勢？為了趕生產限期，公司要求員工服用這些化學藥劑算不算逾越界線？
但即使文章刊登在《老闆壓榨人》上，也有人懷疑用藥物來加強腦力的現實面。目前用來治療注意力渙散或嗜睡問題的藥物，真的能讓學生考試成績較好，或讓企業經理人完美無瑕地回答董事會的尖銳質詢嗎？那些攪亂大腦基本功能的藥物，能夠和不需要處方的止痛藥及制酸劑一起販售嗎？神經科學家、醫生和倫理學家現在正熱烈討論著這些問題。
聰明藥丸的道德難題
撇開安全性、公平性和強迫性的爭議不談，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等病症的治療上，的確很需要認知促進劑。根據美國政府在2007年蒐集的資料，超過160萬名美國人在一年內曾因非醫療目的而使用需要處方的興奮劑，屬於這個類別的合法藥物包括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商品名為利他靈）、安非他命緩釋製劑（Adderall）和莫待芬寧（商品名為保你醒，Provigil）。據說在美國某些大學校園內，有1/4的學生使用這類藥物。2008年《自然》進行了網路調查，來自60個國家、共1427名參與者中，20%的人坦承他們曾使用氯化氫派醋甲酯、莫待芬寧或β阻斷劑（用來緩解怯場的藥物）。服藥者最常用的理由是需要改善注意力，而藥物來源通常是網路或醫生，他們可開立處方來治療非核准用途的症狀（但藥廠不能推銷未核准的用途）。
在人口老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服用這類化學藥物的現象可能會越來越普遍。神經科技工業會會長林奇（Zack Lynch）說：「如果你65歲，住在美國波士頓，眼見退休儲蓄急遽縮水而不得不繼續工作時，你還要保持警覺與高效率，以便和印度孟買的23歲年輕人競爭，我想你自然會有服用這些藥物的壓力。」
當然，最近推動的道德方針先假定這些藥物比安慰劑有效，以及藥物確實能提升注意力、記憶力或「執行力」（例如計畫和抽象思考能力）等認知功能。在這前提下，許多人認為需要倫理學家思考這些藥物廣受歡迎的後果。2002年神經倫理學因此而誕生，這個新興學門的目標之一是要探討認知促進藥物或裝置（例如腦晶片）可能引發的道德和社會問題。
2008年，一群倫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在《自然》上發表評論，以充滿爭議的立場，提出應該改變「藥物主要用來治療疾病」的觀念，只要神經興奮藥物能通過安全和效能測試，就應開放大眾使用，來提升學生或上班族的表現。文中引用這些藥物增進記憶力和各種心智功能的證明，並指出：「對我們這樣獨特創新且力圖改善自我的物種來說，認知促進藥物和教育、良好健康習慣及資訊科技同等重要。」
六個月後，該篇評論的作者之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哈里斯（John Harris）在《英國醫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哈里斯是《醫學倫理》期刊的編輯和《促進演化》的作者，他說如果派醋甲酯的安全性足以讓兒童服用，那麼對想要提升腦力的成人應該也無害。哈里斯在後續的訪問中說，他預見管制會逐漸放寬，只要沒出現其他的安全問題，這類目前在美國受規範的藥物，最後一定會像阿司匹靈一樣不用處方也可購買。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認同這種想法。有些研究人員和倫理學家質疑這類會改變心智運作的藥物，真的能像非處方止痛藥、咖啡或茶一樣安全無虞、隨便攝取嗎？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研究員史萬森（James Swanson）曾參與安非他命緩釋劑和莫待芬寧治療ADHD的臨床測試，他說：「人們說認知促進劑就像為了矯正視力而戴眼鏡一樣，但他們不了解如果很多人都可取得這些藥物會帶來的危險，其中少部份人可能會上癮，有些人心智功能可能反而衰退，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反對普遍使用這些藥物。」這和英國家庭辦公室的觀點一致，英國政府正等待諮詢小組評估促進劑在非醫療用途下可能造成有害效應的報告，再決定是否需要擬定新法規。
其他科學家則斷言，這是辯不出結果的，因為我們可能永遠找不到變聰明的捷徑，若想通過微積分考試，只有勤做練習一途。有些開發藥物來逆轉失智症患者記憶流失的研究人員，則認為提升健康者腦力的可能性很渺茫。波喬拉德茲（Rusiko Bourtchouladze）曾撰寫一本有關記憶科學的暢銷書，他的研究幫助坎德爾（Eric R. Kandel）獲得2000年的諾貝爾獎。他說：「我不太擔心認知促進劑對健康人的影響，因為我們根本沒有什麼認知促進劑可煩惱。現在討論智能提升還太早了，而且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都不會出現這樣的藥物。這個話題有太多雜音了。」
這個觀點認為，記憶的形成是透過複雜的訊號分子、酵素和蛋白質的合作，除非受到疾病破壞，系統本身將能自我調節平衡，抗拒干擾。失智症造成的思考能力和自我認知的退化，或許能經由補充失去的關鍵化合物而獲得改善，讓藥物介入的益處大於可能的副作用。但若擾亂健康人體脆弱的穩定狀態，卻可能造成意外，例如改善長期記憶（大腦儲存兒時記憶和去年假期的部位）的代價，可能是犧牲短期記憶（大腦暫存電話號碼的部位）。
還有些學者認為，現在這些都是大驚小怪，他們駁斥討論神經功能提升的倫理學只是「推測性倫理」。奈米科技和其他技術創新也有這種傾向，在科技尚未發明成功前，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就分心討論著它們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例如聰明丸或奈米機器人會不會失控。荷蘭伊萊茲馬斯大學的薛瑪（Maartje Schermer）和同事在《神經倫理學》中指出：「在關於人類能力提升的爭議中，所依據的大多是炒作出來的誇大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