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報告：科學的人道精神與作為
知識本身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誘因，但我們不能培養出一個好的科學家，卻又使他綁手綁腳，不能自由自在做研究，就如同把一個口渴的人帶到了有水的地方，卻又不讓他喝水，那是加倍痛苦的事。
撰文／曾志朗
遠遠往下望去，一艘小小的，看起來像是木造玩具的貨櫃船（長長的甲板上空無一物），正在一條人造河道裡緩緩移動。河道裡的水位正起變化，水漲船高，接著船頭前的水道閘門逐漸開啟，船被河道兩旁的軌道牽引機像船工拉纖般的往前拉，船身一過閘門，閘門就隨之關閉，整艘船緩緩下移到另一封閉的航道間，等水漲到一定高度，船頭前的另一道閘門慢慢打開，貨船下滑，航向寬闊的大海，揚長而去，漸行漸遠，慢慢的，就不見蹤影了。
我早就有備而來，由背包裡拿出望遠鏡仔細觀看，那玩具模樣的小火柴盒，一下子變成貨真「架」實的龐然大物，甲板上一落落疊排得整整齊齊的貨櫃，有著滿載而歸（去）的感覺。駕駛室旁有好多位身穿水手服的工作人員在走動，偶爾還舉手揮舞，向我們打招呼。我當然也馬上揮手回禮，同來觀景的同仁也圍到陽台邊，一起揮動著由餐桌上抓來的餐巾，口中不約而同喊叫：「bon voyage, bon voyage, bon voyage ….（一路順風）」。原來，我正目擊著巴拿馬運河上，船隻由大西洋入太平洋穿陸而過的壯舉。
記得高中時候，有一位教世界地理的老師，講到巴拿馬運河的建造和它對世界貿易的影響，總是口沫橫飛，聽得我目瞪口呆。我心中暗暗許諾，有一天定要親自來看它一眼。如今一償宿願，站在米拉夫洛雷斯水閘旁遊客中心上的觀景台餐廳，看著那一艘又一艘貨船緩緩而行，通過水台，升至海平面上26公尺的加通湖，經過船閘，降至海拔16.5公尺，再經過另一船閘，降至海平面高度，最後進入太平洋。這水上梯形上下的工程，解決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不等高的水位難題，設計是如此美妙！想想100多年前的工程建造條件，要完成這高難度的計畫，確是難如登天，但人定勝天的毅力、工程師精準的計算和前仆後繼的傳承，終於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美國土木工程學會把巴拿馬運河評為世界七大工程奇蹟之一，實在是實至名歸，毫不誇張。
但我這次到巴拿馬，並非特地為看百年運河，而是來參加一個非常特殊的國際學術組織（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CHR）所舉辦的年會。這個國際科學人權網絡是由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工程學院和美國國家醫學院聯合各國科學院所發起的一個獨立運作組織，希望維護並保障科學家的人權不受侵害，每兩年召開一次執行委員會議，檢視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是否發生因專業提出和當地政府政策相左的異議而遭非法逮捕、拘留、入監、禁見親友或禁聘律師等侵犯人權情況。針對各地通報來的個案，執委會會聘請律師了解科學家人權受侵害的程度和嚴重性，也會派專人到當地訪談科學家的親友和同事，必要時更會突破政治壓力，直接到監獄裡探視科學家（如果見得到的話！）。這些個案資料和律師的專業意見，都會在這兩年一度的執委會議中討論，再決定必要的行動方案，包括撰寫及發表聲明稿和抗議書，爭取國際著名科學家、各國政要和聯合國秘書長等人士的連署，同時也邀請各國科學院直接發信給侵犯科學家人權的國家領導人，請求依法保護當事人的人權。例如最近土耳其政變失敗後的學界整肅行動，執委會在第一時間就發出聲明，呼籲當局保護科學家的人權，也得到30位諾貝爾獎得主的響應，主動加入連署行列。
我在2015年正式加入執委會，是第一個來自台灣的科學家，被選為12位執行委員之一員，倍感榮幸，同時也感到責任重大，不知能否勝任這跨國救援的工作。但在那不久之前發生的一件事，卻也讓我義無反顧接下這份工作。當時，一位穿著整齊素裝的華裔美國女大學生忽然出現在我的研究室，給了我一本《華盛頓郵報》資深編輯所寫的小說，以她中學時父親失蹤，卻原來是被捕入獄，從此不得相見的真實故事為藍本，描述一名女高中生尋找父親下落的那九天驚險歷程。她經由CHR的推介，到台灣來找我，因為她的醫生爸爸在獄中生病了，狀況不很好，而她輾轉得知，父親在監禁期間，精研甲骨文，渴望閱讀這方面的最新研究，於是她到處尋訪，找到我這裡，希望我能把中研院的最新研究著作寄給她父親，使她父親在精神上有所寄託。我二話不說，就請史語所同仁協助蒐集最新的甲骨文研究成果，並依所託，寄到她父親的監獄裡。三個月後，我收到一封感謝函，她說父親看到了這些著作，精神大振。我讀完信，不知不覺濕了眼眶，深深感到科學家除了實驗和理論的建構，還負有關懷人道、促進文明的義務，而後者才是科學精神的所在。想到這裡，我覺得責無旁貸，接下了執行委員工作。
目前委員會主席是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查爾費教授，他主持第一次會議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我被這些侵犯人權事件的殘暴嚇壞了！這哪裡是21世紀科學界所該容忍的事呢？」他歷數過去幾個世紀受迫害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從文藝復興時期的布魯諾遭火刑、伽利略因科學見解被判有罪，到近代墨索里尼關閉義大利科學院、德國納粹迫害猶太科學家、蘇聯共產政權打擊異己的悲慘事件，最後以「我們不可以坐忍這種事件一再發生，委員會要更努力」，做為他的宣示。
會議一共開了四天，各地選派的科學家一一報告該地區科學院和學界對維護科學人權的政策和作為，對某些特定形式的人權侵犯事件，也有討論。如美國天普大學郗小星教授無端端被聯邦調查局指控提供研究機密給中國，受盡騷擾一年多，才洗清罪名，返校教書，實是身為華人科學家的悲情寫照，委員會當然必須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此外，埃及和伊朗目前都有物理學家遭到非法監禁，我們也努力營救中。但當受邀的巴勒斯坦科學家來到委員會現身說法，敘述在以色列境內所遭遇的種種不公平待遇，我們確有很深沉的無力感，理想的科學境地好像仍然遙不可及。
這次會議，我被指定做總結，在聆聽的過程中，我有感而發寫下這些結論：「科學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進步越來越快。做為一個科學家，應該享有自由研究、自由移動、自由聯結和自由獲取知識的基本人權。違反這些科學基本人權的國家和政權，一定要加以嚴厲譴責。細數這委員會20多年來的成就，一共營救了200多位科學家，但很遺憾，還是有少數科學家不幸在獄中亡故，我們當然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知識本身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誘因，但我們不能培養出一位好的科學家，卻又使他綁手綁腳，不能自由自在做研究，這是何其不幸？就如同把一個口渴得要命的人帶到了有水的地方，卻又不讓他喝水，那是加倍痛苦的事！」
講完這結論，我把重點轉移到科學家也應努力減少科學進展所造成的知識落差。由於這次會議特別邀請三位巴拿馬山區的原住民，談談他們對巴拿馬運河拓展和現代科技對傳統文化衝擊的看法。他們談到上萬先人為建造運河而犧牲，土地被分割，祖靈漂泊，文化傳承斷裂的種種哀怨，而且對科技所造成的知識和生命力的落差感到無助。我也在回應中特別強調，科學人權的議題必須要擴張到科學教育的普及性，因為得到知識是「經濟的地球」得以平坦的必要條件。我把我們研究團隊支持的原住民文化保存活動介紹給與會院士代表，說明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應用在科學教育的成效，當投影銀幕上秀出台灣原住民兒童的「驚嘆號」歌舞展演影片，主持小組會議的丹麥科學院院士，也是知名的文化人類學家尼古拉森教授驚嘆說：「除了基礎研究，結合企業界一起發展原住民的科學與人文融合為一的教育，才是科學人權的精神，也是科學家的良心表現！」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Brav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