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畫錯的犀牛到丈量世界之後
探索與創造，乃是人類所有追求的偉大核心，或至少所有的追求或多或少都與它們直接相關。 ──威廉．洪堡
撰文／沈伯丞
歷史上，以動物繪畫主題成名的藝術家，儘管未必多如繁星，但也為數不少。然而只有杜勒（Albrecht Durer）能夠在畫錯動物的情況下依舊贏得掌聲。16世紀的歐洲處在新世界與新航路的發現及探索過程中，水手帶回來的除了香料、黃金、白銀之外，最能觸動歐洲人想像力與藝術激情的，當屬各種遠方動物的骨骼、皮膚、犄角乃至於驚鴻一瞥的形象傳說，其中最著名的美麗錯誤就是杜勒畫錯的犀牛。杜勒的犀牛正是當時典型以傳說與想像，加上斷簡殘篇的記錄拼湊出的傑作。這幅1515年創作的木刻犀牛版畫，源於一幅不知名畫家所畫的印度犀牛素描及其上的文字描述，杜勒本人從沒見過那隻犀牛的實體。儘管杜勒畫中的犀牛構造並不正確，但憑著大師名號，這幅版畫依舊風靡了整個歐洲，並在接下來的三個世紀被大量複製，曾有人說：「再沒有動物圖畫像『杜勒的犀牛』般對於藝術影響深厚。」
杜勒畫錯的犀牛，除了對藝術史影響深厚之外，還象徵了16世紀西方因為探索新世界帶回的全新視野及經驗。這個夾雜著幾許吹噓的傳說以及真實卻又破碎的新視野與想像，讓巴洛克藝術得以無盡發揮、想像怪獸的形象，與此同時，這些夾帶著傳說的新發現也催生了王公貴族用來炫富的驚奇室（cabinet of curiosity），以及後來稱為「科學」的自然哲學。從洞窟壁畫開始，藝術創作一直和人類對於外在世界的觀察心得與描繪緊密相關，而杜勒以及其後的許多以自然史與博物學為主題的藝術家，全部都繼承了這個遠古以來的藝術傳統。
如同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言，探索與創造乃是人類所有偉大追求的核心，而這句話對於以自然史及博物學做為創作起點的藝術，或許最貼切闡述了科學與藝術之間的緊密關係。（編按：威廉．洪堡在1809年與弟弟亞歷山大．洪堡創立德國洪堡大學。）
蟲魚鳥獸與崇山峻嶺的浪漫
我們的想像力只有宏偉足以震攝，但自然哲學的愛好者應該平等的將此反映在微小的事物上。──亞歷山大．洪堡
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影「丈量世界」，故事的主角是18、19世紀著名的數學家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及博物學家亞歷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相較於高斯，亞歷山大．洪堡的壯遊（南北美洲、中亞）與繪測，更是浪漫主義時代主要的科學活動，也刺激了騷人墨客的想像。如同歷史學家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在著作《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中所言，18、19世紀的地理發現及繪測，不僅刺激了藝術家的想像，也促成了浪漫主義的誕生。
在這類壯遊活動中，連帶誕生了當時非常流行的科學插畫（以水彩記錄動、植物）圖錄。這些記錄著新世界各種動植物的插畫，助長了歐洲人的獵奇胃口，更擴大了仕紳貴族的蒐藏數量，最終這些千奇百怪的蒐藏促成了博物館的誕生。儘管科學插畫是當時這類科學田野活動的記錄，但如果繪圖者獨具巧思，便可把單純的科學記錄提升至沉美的藝術作品，而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正是把科學插畫提升至藝術審美境界的奇女子。梅里安曾攜女前往南美的蘇利南進行生物調查，她的《新花卉圖鑑》（Neues Blumenbuch）及《蘇利南的昆蟲變態》（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跳脫了單調、呆板的物種記錄，更嘗試把整體的生態以及物種進行組合性的描繪，讓畫作整體的視覺更活潑、生動，並且更有助於認識物種的棲地及生態。梅里安對於花卉植物及昆蟲的細膩描繪，恰恰呼應了亞歷山大．洪堡「自然哲學的愛好者應該平等將此反映在微小的事物上」這樣的看法。
而德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家佛烈德利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作品則回應了「我們的想像力只有宏偉足以震懾」這樣的說法，他的作品總是在描繪大自然的浩瀚與雄偉，或是崇山峻嶺、遼闊的冰原及海洋等。觀賞佛烈德利希的作品，將更容易理解康德、叔本華以及黑格爾等哲學家其美學理論中所謂「崇高」（sublime）的意義。如果說，有一幅畫作能體現出「浪漫主義人」（romanticism man）的形象，那麼或許正是佛烈德利希作品「霧海上的漫遊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那位身著大衣和長褲，手執紳士拐杖迎風立於山巔的男子。
從文藝復興、巴洛克時代的驚奇室到浪漫主義時期的博物館，關於自然知識的探索也從自然哲學更名為科學，而藝術的創造也始終亦步亦趨呼應著科學的探索，眼光也拓展至微小生物的世界以及浩瀚的地理、水文奇觀上。
